炎热的夏季里，到处洋溢着诗画般的浪漫气氛。每逢赶集的好日子，乡村里的马路上会出现一个十七八岁的俊小伙子，他穿着一件单薄的红、黄、白格子衬衣，下穿喇叭裤，脚穿高跟皮鞋，一宽大的铁链皮带束着裤腰，内夹着衬衣，骑着一辆崭新的轻便自行车，一路上左扭右拐如游龙摆尾似地向集市方向赶来。小伙子一路吹着罗曼蒂克式的曲调，偶尔腾出一只驾驶单车的手，撩撩其油光滑亮的头发。

驶出乡村马路，路上赶集的人三五成群。从那边小路上走来的几个都是姑娘家，她们红红绿绿的衣装，小伙子老远就注意到了。

“欧——”“哎——”“嗨——”小伙子骑着单车扭头向她们发出了一连串嚎叫。

“他是在喊你吗？”一名穿淡红色上衣的姑娘对旁边一位略胖的女孩道。

“不！他是在跟你打招呼，要不就是叫她。”胖女孩说着用手指了一下身旁的一个高个女孩。

“明明是在召唤你，你却说是叫我！？”高个女孩争道。

“哈哈哈！”“嘻嘻嘻！”“咯咯哥！”无言之中，三个姑娘一齐笑了起来。

这几个姑娘快走到马路边了，小伙子骑着单车向她们面前的马路猛冲了过来。

“咳！小姐，goodbye!”这骑着单车的一副十足阿Q嘴脸，说话中还用手朝她们挥了一下。姑娘们似对这骑单车的“阿Q”有所顾忌，止步不前，眼看着他从面前狂啸而过。

此“阿Q”即是我家哥哥大人。他现在已经是出过多次门的“社会人物”（区别于学生），荷包里有供他自己消费浪漫的本钱，那都是他在外面用汗水换来的。哥哥大人现在对异性的追求已从在学校里的“漫步”转化成了“快步”，有时还起“跑步”。他的这个需求达到了如此程度，剌激着他走向时尚化、罗曼蒂克、阿Q化。“高跟鞋、喇叭裤，跳起舞来扭屁股”是要有经济基础的，哥哥大人将打工挣来的钱全部投注到了这些方面。他以前说的支援家庭经济、承受一份家庭负担，用他自己的汗水钱造福这个家庭——他拿了几块钱给父母亲，鬼晓得。哥哥大人现在去的是墟上的娱乐店，在那里他可以与男、女朋友欢聚一堂，必要时还可以混成一堆。大城市的“迪斯科风暴”不知何时席卷到我们这沉寂的乡村来了，没有VCD卡拉OK，见不着MTV上的摇滚节目，录音机还是有的。仅从录音机里传出来的疯狂节奏，就够狗男狗女摇头（据说有一种东西人吃了后连续摇头二十四小时，还不会累呢）晃脑大舞大跳累死累活。

父亲很少回家，哥哥大人也并不经常在家。哥哥出门回来除了玩乐、追踪女友，其他什么都不管。哥哥大人从小就没有在农忙时挑大粪的经历，现在的他能力大增，大到可以另起门户另开炉灶无须父母插足；哥哥大人外出已久回乡偶逢收割、种植，母亲欲得其力，须大做其“思想工作”像“求人写大字”（文盲母亲的惯用语，意为叫人做事得巴结、奉承、一求再求，喻叫人做事难上加难）一样难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姐弟几个比母亲更能发现哥哥大人的“绅士风度”，常怀着羡慕与崇拜的心情暗暗向他望。“多在出门极少在家”的父亲看到哥哥大人那“绅士”般的气派，“越看越不上眼”，而哥哥的刺激性“香气”却接连不断地继续向父亲鼻子上冲来，这样，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迎来了空前激烈的一次。

“你这个土匪、混帐的东西！高跟鞋喇叭裤，穿着整日价这游那玩，母亲叫你做点事还倒责怪斥骂她！你越来越目中无人，和尚打伞——无法无天……”父亲揪着比他高出一截的哥哥大人的衣领，气急败坏地叫道。

“……我做错了子给（“子给”地方言，意为“什么”）！？你看看别家像我这么大的年轻人，他们西装笔挺，皮鞋——脑门也发光，有时还牵着老婆的手在集市上到处逍遥……你这样对待我，能把我怎么样？！我到时照样要娶妻讨老婆生儿育女！……”

“说得好！有志气！我能有这样的儿子，实在值得骄傲！”父亲言毕，松开了揪着哥哥大人的手，走到餐桌“上席”坐了下来……

这是发生在一天晚餐前的事情。

几天后，哥哥大人带回两个女友，我们家像来了贵客似的，使得母亲忙里忙外，在厨房、灶前灶背累得不亦乐乎。三姐见哥哥带了两个女子进入了我家，躲得远远地；二姐干脆拿上锄头去外面“打田圈”（巡看自家田地里的情况，如看看田地里有没有水，庄稼长得怎么样有没有生虫要不要打农药，等等）了。在那间古老而彩画满壁的屋子里，哥哥大人安放了一台录音机，备有一盒盒最新流行歌曲磁带。整个上午，哥哥大人陪着两位贵客在房间里谈天说地，或跟着录音机里的歌星摇头歌唱。他挑了一盒最热门的歌曲磁带，在录音机操纵键上啪啦啪啦按了几下，一首女高音独唱、男声伴唱的《阿里山的姑娘》出台了。哥哥大人把音量放到了最大限度，好纵情跟唱而不被人发现自己唱得糟糕，两女友也轻声地哼着，并打着节拍：

“阿依努哇那依呀那哟嘿……高山青，涧水蓝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，啊……高山常青，涧水常蓝，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那，碧水常围着青山转……”

唱完《阿里山的姑娘》，录音机里一种异样的宁静，磁带仍在转。几秒种后，欢快兴奋的旋律伴随鲜明的节奏，导引着他们讴歌新声：

“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，暧风轻轻吹，花儿香，鸟儿鸣，春光惹人醉，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。啊亲爱的朋友们，美妙的春光属于谁？属于我，属于你，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。……但愿到那时，我们再相会，举杯赞英雄，光荣属于谁？为祖国，为四化，流过多少汗，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？……”

哥哥大人其实唱得很动听，他的嗓子很好，两女友甚至忘记了跟着哼唱，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哥哥大人那副摇头晃脑、眉飞色舞、声情并茂而百唱不累的“歌星”模样。“索拉索米索，索拉索米索，索拉索米索索米发米雷米，雷米雷斗雷米索斗——斗”，一曲刚过，哥哥大人和着录音机传出来的旋律，又拉开喉咙高歌起来：

“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，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，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。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梁，十里哟荷塘十里果香……”

这天上午，哥哥大人相当于给两个女友举办了一场“个人演唱会”。两女友加上哥哥大人的“口才艺术”早已被英俊不凡的哥哥大人的“新星艺术”所陶醉，她们痴呆地望着他，他含笑着说道：“你们可不要这样看着我呀……今朝有酒今朝醉。我们今天欢聚在一起，明日可能劳燕分飞……”

贵客在我们家用过午饭，哥哥大人显得依依不舍地陪着她们走出了门。

“以后来我家玩吗？”一贵客对哥哥大人说道。

“我家父母亲都好客，来我家包你过得快乐。”另一贵客接着说，“随到随迎。”

“现在我有充足的自由时间，”哥哥大人语气豪迈地说，“父亲又不在家，在家他也管我不了那么多。你们即然有请，我怎好推辞？隔些日子一定来。明天我的一个同学在墟上请客，后天又有一哥们约我……”

哥哥大人有充足的自由时间，他却一直在忙。母亲从他脸上表现出来的神色隐隐约约有之所悟，她没有指望哥哥大人承担一份家务或农事活。哥哥尽管已不可能成为“太大学生”、“非常大学生”之类在学业上卓有成效的人士，母亲还是认为他会有前途的。他不是种那几亩田的料，母亲也不希望哥哥继承祖业，一生滚着泥巴。“让他去吧，”母亲心想，“从他说的话中就可以看出他是有主见、有本事之人，儿子终究是儿子……”乡村里有点来头的人家的儿子，十七八岁就讨上了老婆，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子女都已有两个了。母亲不识字，听到人家十七八岁的儿子就讨上了老婆，她心里也是有感受、有反应的。邻居家那个比母亲并不大龄的老妈，每天早晨抱着孙子在逗他玩，那种声音从她家的屋里传出来，仿佛是有意在讥笑邻人。母亲每每听到那个老妇逗孙取乐的叫声，脸上就会表现出很大的不悦。离我家不远处有户人家，六女一男，自办了个电动农作物加工厂，经济状况比我们家优越。此家主人一度因鸡毛蒜皮之事与我母亲大动口角，母亲从这次口角事件中抽出了“精华”，借用以指责我们：“人家说你们是水蛇，你们不争气，气得父母要死。没出息的水蛇再多也强不过人家的一条花手巾！”被时代剥夺了认知文字权力的母亲，对迷信是颇有讲究的。纯粹是一派胡言的口角用语，却像一条“自然法则”被母亲强加在我们兄弟（特别是我）的身上。母亲坚信“多子多福”、“早生子女早享福”，当初眼光独到的哥哥大人动辄讽刺母亲“生儿女也跟人家比赛”，看来也是有一丝积极的社会意义。小孩要大人抱，被认为是他们那时期的一种心理需要；老人想抱小孩，或许也是他们的一种心理需要。其中后者更能体现人类繁衍生存本能之高。母亲就这样纵容且也无能为力地让哥哥大人成天价的在外游荡，让他去找欢寻乐。每次哥哥大人回家来，母亲最关心的是看看他身边或后面有没有带着或跟着别家的女子。哥哥大人在学校读书时就给了我们姐弟几个“花花公子”般的印象，现在这种“印象”跟着其“原形”在“全面发展”，于是乎我们家的“准花花公子”——哥哥大人最终“问世”，哥哥大人受“准花花公子”之衔有理、当之不愧。

大姐前不久已“出师”返回家中，父亲筹资给她买了一台“西湖牌缝纫机”。大姐用这台机器给我们每人制造了一身新衣服，之后，有人家送布料来请大姐制衣，也有的人家连人带机器将大姐请到他们家中为他们造“福”（造“服”，制衣）。大姐成了全村一名闻名的裁缝师。

哥哥大人在我们家中，父亲在外，他就是“天王”——“老子第一”。他的巴掌时常在我们姐弟中晃来晃去，我们活若“惊弓之鸟”，人人自危。为更清晰地解释这件“怪事”，我可以打个比方，哥哥大人在我们姐弟面前晃来晃去的巴掌，就像一个悬挂在空中做“荡秋千”运动的魔鬼，这个魔鬼晃到了谁的头上，谁就得遭灾。只有大姐，哥哥大人很是尊敬。大姐天生丽质，身材丰满，身高也居我家三姐妹之首。童年的时候（如我五岁那年），大姐的“五厘包子”（把手指屈起来用除拇指外的四个指关节敲人头上——即用“敲门”的手法打人头上的这个动作，我们俗话称为“五厘包子”。我初听到“五厘包子”这个词，时年约四五岁，以为这是像“鱼包子”或“肉包子”一样可以“吃”的“包子”，还一个劲地吵着要“五厘包子”吃呢。我记得我好像为了吃上这个“五厘包子”，一天到晚都对母亲闹情绪，后母亲估计给我闹烦了，终用敲门的手法在我头上敲了两下，她并没有下力，可我还是觉得疼。“这下你就吃到‘五厘包子’了，味道怎么样？还闹不闹要‘五厘包子’吃？”母亲在我头上敲“门”后说道。母亲对我这么讲，我还是不懂“五厘包子”是一种打人的手法，且我已经刚刚“吃”过了，以为是买“五厘包子”的价格太贵，难住了母亲，惹她生气，她才这么打我的……我单单认识这“五厘包子”就“花”了几年时间，约七八岁时，我才知道：“五厘包子”是“吃不得”的），曾使我流过泪。我吃饭时端碗不小心掉在地上把它打破了，才吃过大姐的“五厘包子”的，这天母亲好像不在家。大姐也真是，她给了我“五厘包子”吃，也不对我讲明——这叫“五厘包子”，害得我过后仍然“日思夜想”地想吃“五厘包子”……那都是过去的事，大姐对我其实很好，我记得我读四年级时，她还曾私下里给了我几角钱（那时的糖果最好吃的也才两分钱一粒）呢。不仅如此，哥哥大人的“魔掌”晃到我面前时，她还敢为我挡住它。大姐这种“见义勇为”的精神，令我深受感动；得到大姐爱护最多的应该是我。故躲过极大“猛男兄”一劫后，我心里总会默念：“感谢大姐大。”

哥哥大人带两女友到我家那天，大姐被人家请去做衣服了。晚上，大姐回来，我们正在吃晚饭。

“姐，过几天我们一起去县城玩玩吗，好久没到县城去了。”哥哥大人开口道。

“等做完这家人的衣服，看看有没有时间再说。”大姐说完，迈步进了她的房间，一会大姐又出来。

“今天谁到我房间里？搞得乱七八糟的！”大姐冲着我们叫道。她的脸色显得很难看。

“是我带了两个女朋友回来，在你房间里坐了坐。”哥哥大人应道，他说话时嘴里还边嚼着东西。

大姐听了来自哥哥大人的口音，未再语。

大姐比哥哥大两岁。哥哥大人今年出门回来，见识倍增，在姐姐“出师”之前，他就经常跑到姐姐师傅的裁缝店去，约她出门。大姐与哥哥大人肩并肩，有时还手拉手的在山林中漫步、闲游。他们那个样子，别人很容易误以为是一对“情侣”，他们倒不在乎，或许也没注意到这一点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他们都正值青春年华，跟着感觉走，管他对与错，他们拒绝不了岁月到时的需要。

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，哥哥大人与大姐的关系发展，有时在家内也有所表现，母亲对此比较敏感，她对有关两人做出了提醒道：“你们两个可不要丢父母亲的脸呵。——晓智啊，你记着要为我们争气，一心一意挣到钱来才可以解决问题……”

大姐做完那家人的衣服，与哥哥大人第二天一早就梳妆打扮赶至县城。他们一起去电影院看了场情爱“橙”里透“黄”的电影，走出影院两人脸上或辣青或红晕……他们一同走入了一家照相馆。哥哥大人与姐姐站好近乎相互依偎准备拍照时，店主忽然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：

“你们是两夫妻吗？”

“不！她是我姐姐。”

“那……你们应该换一种方式照才对，才合乎规矩。”

店主搬来了一张塑料靠背椅，让大姐坐在椅子上，哥哥大人站在一旁，他的一只手被允许放到了椅子上。

“好！就这样！带笑一点！……”店主摆好相机，在定位“瞄像”时说道。“咔嚓！”一声响了，摄影师照下了哥哥大人与大姐的“无穷贵”合影。“隔两天来拿照片，”店主送顾客出门时说道。

哥哥大人与大姐花了几十分钟就从南到北走穿了县城，接着他们又花了几十分钟在县城打了个小圈，顺便逛商店。哥哥大人买了几张美女歌星画和电影宣传画，大姐建议买几个苹果准备带回家给母亲和几个弟妹吃，被哥哥否决了。“钱不多了，下次买吧。”哥哥大人道。

哥哥大人领着大姐进入了一个小餐馆，点了三个菜……这次，大姐也掏了钱包。在去搭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哥哥大人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钻入了路边的一个百货商场。出来时，他手里拿着一瓶皮鞋油。“皮鞋擦亮了，别人才看得起，才有威信。”哥哥大人对大姐解释道。

哥哥大人与大姐下县城游玩这天下午，我约了三个伙伴去拔草，其中“铁布衫功夫”——“铜菩萨”也在内。

昨天晚上我们村里放了一场电影，是在晒谷坪上放的。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看电影的“积极分子”，听到附近有放电影的消息，必有一个当“侦探”的。片子好看不好看，全看“侦探”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情态：如果他（或者我）约我（或他）们看电影，是无精打采慢腾腾地来的，晚上的电影想好看是很没有把握的——多只是“咿咿呀呀”唱什么“跳梁剧”或“菜茶（采茶）剧”曲调的（对什么剧或什么什么戏的片子，我们叫不出其名堂，会自己为这类“剧”“戏”起名）看得教人“起眼睡”（打瞌睡俗称）的片子。不管怎么样，村里附近放露天电影，我们这几个人都放弃不了前往一看。猜测终究是猜测，谁知道听起来不合口味的片子，放起来就不会有惊人精彩的场面呢。

昨天下午“铜菩”（我们叫他“铜菩萨”外号有时会省略“萨”字）来约我们看电影又唱又跳地，不消说，我们几个早早地就提凳背椅到放映场上“聚会”去了。《南北少林》、《突破乌江》的片子仍还装在箱子里，放映员也不知还坐在谁家的客桌上“举杯弄清影”，我们几个小少年却在大坪上饶有兴趣地放起了自己的“功夫片”——在这里“服打”（“武打”一词的“武”我们会发音成“服”）、“战斗”了起来。

“铁布衫功夫，刀枪不入也！”“铜菩萨”模仿电影《鹰爪铁布衫》里的“英雄人物”动作，站好“马步”，向我们挑战道。

“八格亚鲁！”（这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物从电影上学来的“日本话”，其意为何，我们都不晓得，据说是日本鬼子骂人之语）看招！外号“猫眼司令”的邻居伙伴小元装腔作势，张牙舞爪又口里哇啦哇啦地叫着对“铁布衫”发动了进攻。

“候！哈！”“哈！哈！哈！”“猫眼”与“铁布衫”嘴里叫着，手脚乱舞，似乎彼此打得难分难解，打得“天昏地暗”，然而他们的手、脚实际上连对方的身体都没有碰上，走近去定睛一看：原来两位“战斗勇士”都紧闭着双眼。

“有西有西！停止战斗！”外号“多多娘”的伙伴石长像《敌后武工队》中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指挥官似的，拿着根小树枝，当作“军刀”，大摇大摆地走到了“铜菩萨”与“猫眼司令”之间，对他们说道：“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你的，良民大大的好！要不死啦死啦的有！”这声音实际上是“鬼叫”——他的这种荒唐可笑的大人样对我们小孩是很有市场的，我当时就笑得前俯后仰……

昨晚看完电影，回家后我们都睡了个好觉。“铁布衫”直到上午九点才起来，是他母亲叫他起床吃早饭才把他给喊醒的。今天是星期日，“铁布衫”睡懒觉影响不大。我起床后，哥哥大人和大姐都没有在家中看见他们。哥哥大人不在家，谢天谢地，我心中暗喜，整个上午我都感到愉快。

我们一行不约而同一齐向河边的一块沙地走去。路上，我们说的、笑的都是昨天晚上看到的电影里出现的事。

“多多娘（我们把“良”字发音成“娘”用之代替“多多良”，不会得到“当事人”的人反对），你有没有看到《突破乌江》的那个敌旅长盖三床被子，蛮好笑的。”“铜菩萨”对“多多娘”说道。

“不！还要那个碉堡里放夜哨的敌人更好笑，他用手电筒在窗口外照了几遍都没有发现我们的人就蹲在下面。”“猫眼”插话说。

“是的，那个笨蛋最好笑，鼠头鼠眼，看电影时我们的周围就有很多人笑他。真惊险！若被他发现，我们先摸过了乌江的人定会吃他们的亏！”“多多娘”道。

“同志们，快快走，前面就是乌江口……”他们说得那么起劲，我不甘被冷落，一只手提着盛草蔑具，一只手像打快板似地有节奏的摇晃着，背起了《突破乌江》红军宣传队鼓舞士气的行军词。

沙地到了，我们各自放下了盛草箕。“铁布衫功夫”心情浪漫，用脚像踢足球似的踢了他自己的草箕一下，把它踢滚得远远的。然后，他向沙坪中跑了几步，一个人玩起了侧手翻。用现在时间的眼光来看，这块沙地是我们这几个愚童的“乐园”。“猫眼”在这里练起了“站桩功”，看他那个样子，与其说是在“站桩”，不如说他是在蹲厕所。“多多娘”在沙地上又滚又爬，他在模仿电影上看到的解放军侦察兵“匍匐前进”，试图模敌人的“哨”。我在沙地上耍完竖叉、横叉，接着独个儿一本正经地练起了“檎拿格斗”。什么叫“檎拿格斗”？其实比我高一年级的初一年级学生“多多娘”也解释不清。我是听村里一个退了伍的“大哥哥”讲，说他们在部队里练过“檎拿格斗”，才知道有“檎拿格斗”这回事的。“‘檎拿格斗’跟‘铁布衫功夫’哪个厉害？”我曾仰头问当兵回来的这个“大哥哥”说。这“大哥哥”微笑着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头，答道：“两个都厉害。小弟弟，现在跟你讲也讲不清楚，等你长大以后慢慢的就知道了。”

“猫眼”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河堤坝上，那里有一小块坝墙平台，他在那里像懒猫一样躺了会儿，后站起了身子，两手叉腰，像个威武“大将军”似地这望那望，一副“踌躇满志”的样子。

“喂！喂！‘牛头’、‘铁布伞’（“衫”的小孩发音可作“伞”）快来看呀！有一个小孩掉进河里了！”听“猫眼”那么大声地喊叫，我们顾不得练什么“武功”了，争先恐后地向堤坝上跑去。

我看到一个小孩顺着急流正往下游冲走，而下游不远处就有一个深潭。我什么都没去想拼命跑下河道，在仍漂浮于急流水面上的小女孩流向前方下水将她截住。我把小女孩高高地托着，顺流上了岸。

我放下小女孩那刻，她还站得稳。夏末天气，小女孩落水一身湿，似不觉得冷。她站着，一动不动，两眼睁得圆圆的望着我，满脸恐怖的样子。这时候照看这小女孩的她的小姑姑满脸哭相匆匆跑过来了。“呜哇！”——到现在，这小女孩才突然大叫一声地哭了起来，同时扑到了蹲在其前两手扶着她打量着她的小姑怀里。

我把这名小女孩抱出水面之前，她面朝下（但头向上仰）被中间深（约到我腰上）两边浅（两边地势较高）的急流冲得趴浮于水面。她为什么没有被冲得翻滚而入水底，我搞不清楚。这名小女孩看样子没什么危险（几年后我看到她长得更为可爱——备注），在她的小姑姑向我们这边跑来，接着蹲在她面前扶住她那刻，我就一声不响地慢慢离开了她，她的小姑抚摸她的动作我在慢行回头中都看到了

我们几个伙伴在河堤上做了会儿，大家都不吭声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拔好草回家去，要不然会挨骂的，不要玩了。”浑身湿漉漉带点狼狈的我扭头向那边桥上一望，正好看见桥上下坡处有个行人像我家哥哥大人，随对伙伴们说道。

他们同意我的看法，各自到沙滩地里拿到自己的草箕，准备拔草。

回家的路上，他们你一言他一言都在说我学了雷锋，说得我心里很不好意思，我故意生他们的气，说那件事微不足道，够朋友的话以后就不要再提。我们都是小小学生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哩，我不想因这一件小事而得到邻里邻外的闲话，我尤其希望这事不让我的父亲和哥哥大人知道。几个伙伴很讲“义气”，为我一直保守着这个“秘密”。（在家里，我以半哭的语气向母亲“坦白”了我不小心跌入河里弄得一身湿的“事实”，母亲对我很感理解。）

晚饭时，哥哥大人与大姐一人一语地谈论各自的进城心得。哥哥大人擅长于“借题发挥”，他直言不讳地说道：“在县城的街上与大姐并行，谁都认为我们是一对天生的夫妻，老天爷为何偏偏要安排我们是两姐弟。这是前世祖宗造的孽！”哥哥大人怨道：“前人（暗指我那诽闻多多的爷爷）做嫖客后人多苦难。大姐这么好的人，走到哪里别人都以为我们是‘天生一对’，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转世，谁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姐弟！”

哥哥大人在情子路上徘徊，荡游岁月之中，与其同学小发一道加入了义务兵应征的队伍。在我们农村，当兵是一件大事、大好事。哥哥大人离校两年来，在家未出门打工就以我家为中心，向四周围游玩，认识的人（包括村、乡干部在内）也多。其一张能言善辩之巧嘴，加上其对人称呼有大有小甚讲礼貌，且能把三百年前他的那副“一国之君”、“一世之王”的“幻想架子”搬到三百年后的这时间的现实中来——有这样的“超级口才”、“超级口功”、“超级意念嘴巴气功”，人才品貌皆佳，人们都乐意与之建交。当兵之事即是他在村政府旁的一所有美貌闺女的人家住房里“闲访”时探听到的，村长其时亦在此处。

“晓智啊，你今年多大啦？人长得顶不错的，又高又结实。”村长对我家哥哥大人言道。

“我今年刚满18周岁，”哥哥大人说道，“‘大领袖’有何指示？”

“初中文化有吧？”村长对我家“大人”投来赞赏的目光，道。

“有，前年毕业的，村长大人问这件事——怎么啦？”哥哥大人看村长的眼里，充满着好奇又不乏敬爱。

“好，你的条件还可以。”村长道，“我们现在正为征兵工作而忙着，你可以做好准备报名参军，体检如合格，成为一名军人，你的前途无量。”

哥哥大人在乡里通过初检，到县城复检的日期不久即将到来。

母亲对哥哥大人当兵之事宛如喜上眉梢，她进厨房回头看哥哥一眼，走出厨房又看哥哥一眼，左看右看，斜看正看，越看越觉得哥哥大人像个红军传人，像个地道的解放军战士，比他叔叔还更威武更风流，哇呦，一个多么有出息的大人物——忽然，母亲眼前的穿西装着喇叭裤配高跟皮鞋头发飘飘的人物不见了，一位手握钢枪、头戴绿军帽身穿全副草绿色（又说是淡蓝色）当年红军穿过的那种旧式军装的人物赫然代之显现出来，而她自己也似乎倏地变成了一位手拿鲜花的少女，《十送郎当红军》的音乐也似乎在耳边响了起来……母亲对哥哥大人的有些言辞是相当好感的，而所有这些“好感言辞”中，最为“听得心花怒放”的当属那句“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女子”之“妙语”。哥哥大人就是用此“妙语”一次又一次地攻克了母亲对他发射出来的“怒火炮弹”，从而为他在本家庭创建“独立王国”开辟了道路，他对我们姐弟几个颁布“法令”、“法规”是可以忽视母亲这个“后顾之忧”的——只有父亲，哥哥大人有所顾忌，两个粗暴蛮横的人物狭路相遇并非勇者胜，这时，具“裁判”性质的观众应往“辈分”方面考虑，以免失误、“偏见”。

哥哥大人到县城参加复检回到家中，一开口就要求补血，要母亲给他增加营养。哥哥大人说话中既盯了一眼我家养的一只大骚公鸡，也瞟了一眼我家的那两只大肥鹅。

“今天被抽了满满的一瓶血（谁知道他说的是哪一种瓶子，我那时的猜测是酒瓶，再大一点是面盆），别的参加体检的人都说回家后要大补一回，我不会比不上别人的（他的意思是说人家要大补他也要大补，他甚至还要更大补）。”哥哥大人对母亲说道。

母亲听宝贝大儿子讲被抽掉了那么多血，自然心疼。哥哥大人不必多费口舌，母亲从他的眼色——哥哥大人视线所向中就知道他在打鸡、鹅的主意。母亲随“磨刀霍霍向”——鸡、鹅……

接连几天，在餐桌上，哥哥大人像邻人那刚生了孩子的媳妇似的，母亲为他供应了“私菜”。我们姐弟几个望着他的吃相，很觉得有趣，他的手按在裤带上搞那个动作——松裤带，是这种趣的最高峰，两姐姐都把脸转开了，我却不然。哥哥大人的“趣”归趣，我是不会那么便宜对其发笑的，他若强要我发笑，我有可能要“斗胆”向其“索价”。我真搞不懂姐姐为何在吃过苦头后仍对那种“庸俗之趣”笑得出来——她们面对这种“庸俗之趣”不得正视而回避就是（堪称是）笑的一种控制表现，她们对这种“庸趣”花费太大了，更糟糕的是，她们不知道这样做是“不值”的。

哥哥大人没有被征入伍。与他同去报名参军的小发个子比他矮，人也没他那么结实英俊，倒戴上红花被村干部吹吹打打送走了。当兵对哥哥大人来说是场美梦。雷响梦逝，哥哥大人不免颇感扫兴。我们姐弟几个都衷心祝愿他早日穿上军装——我们无意希望他成为人民的英雄卫士，其实，只是希望家中好少一个令人恐惧的“阎牢王”。哥哥大人的梦未能实现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“不幸”——我们又得面对他在家中所推行的“巴掌政治”的现实。

农历12月，村里办喜事的人多。

哥哥大人的一位同龄好友，住家就在我们家附近。他父亲是一名村干部，几个月前就给他这个儿子办好了结婚登记手续。那时还没有发居民身份证，稍有一点实力的人，只要“拉拉关系”“做做手脚”，儿女就可凭空增长几岁，直至向外人宣告其儿女法定结婚年龄已到（有的家长为提高弄虚作假的“质量”，笔一挥嘴一唱就把儿子十七八岁的年纪拉到了“二十五六岁”这一高度，这个高度已经“超婚龄”了，再不给办结婚手续，以后讨不上老婆或嫁不出去就找你们算账）。好友结婚喜日，哥哥大人被请去装新娘，他的“任务”是用自行车把新娘从娘家拉至新郎家。

看着一个无论从身材（哥哥这好友只到他肩膀那么高）还是从相貌上，都不如己的人讨上了一个如意夫人，哥哥大人心里就像翻了一只“八味瓶”。他完成自己的那份“使命”，参加迎亲的人都高高兴兴地坐到了宴席上吃喝谈笑，即借故回到家中，唉声叹气，向母亲诉苦：“人家的子女就是命好！自己不操心，父母亲倒着急为他讨上了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婆……唉——！……”

“人比人气死人，你还能跟他比，他父亲是什么人你父亲是什么人？他家又有钱，你只有靠自己争气去挣到钱来，才是好事，你爷佬远离家门工作在那个林场，工资又那么底……”母亲安慰而又带鼓励地对哥哥大人道。

大姐自与哥哥大人同逛县城以来，一直心事重重。忽有一日，媒人上门，与母亲“坐谈”了大半天……大姐再也未与哥哥大人一起外出游玩了。一月后，郎君方面派了家属来到我家“查家下”（进行订亲交流活动等的婚前预备大事俗称，据说只男方亲属去女方家才这么叫），大姐坐在自己房间里闭门不出。哥哥大人在应征参加体检后“待息”的日子里，大姐在忙着为出嫁做些活儿，如：缝鞋底、做布鞋，等等。

哥哥参加了其好友的婚礼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，姐姐嫁人之日来到。那晚，哥哥大人与大姐做了“最后的”谈心，他们言到亲情处，双双簌然泪下（为恰如其分地表明我家大姐与哥哥大人此时的“离别”之情，看来还得把多年后在我国唱得红火的一首情侣对唱流行歌曲——《心雨》“引”到这里来。且假设男声是我家那至尊的哥哥大人，女声为我多情的大姐，那么就有：哥哥大人唱道，“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，”大姐唱道，“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，”哥哥大人唱道，“让我最后一次想你。”……）……